我的父亲上官绪德
 2018-08-22 13:57
  上官纯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29期

    清明时节，去公墓的路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听不到什么欢歌笑语，人们的脸上流露了一种悲痛、苍凉的伤感，我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就像杜枚所描绘那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过几日，即2014年农历3月29日，便是我父亲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对父亲思念从未如此这样强烈！任凭泪水一次次蔓延，唤起我对父亲的点点滴滴记忆，拿起笔来写下这篇缅怀的文字，寄托我的哀思。

    我的父亲上官绪德，出生在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里，排行老二，聪慧、调皮。我爷爷送我大伯、两个小叔叔到私塾读书，却不给我父亲和两个姑姑读书，留在家里放牛，干杂活直至长大成为家里主要劳动力。成年后，我的父亲长得身高力壮，加上无师自通的本事，会一点拳脚，在家不好好干活了，陆续出现出工不出力和罢工现象，爷爷拿他没办法，在他20岁那年给他成亲，分了一些粮食和两亩地，并甩了一句话说：“老二，要不了3年，就会讨饭。”
分家以后，我的父亲却不像我爷爷预见的那样。其实，他是一个很勤快，思想也是一个比较睿智的人，除了自己的2亩地外，他还从地主手中租了5亩地，种得非常好。农闲时，他帮人杀猪、卖肉；到糕饼房帮人做糕点；扎扫帚卖、贩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家里有了积蓄，开始置办田地，1938年有水田40余亩，在此期间，我的哥哥、姐姐相继来到人间，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939年4月，是我父亲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刻。经黄治华、陈维德介绍，我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员工作，传递情报、护送途经宣城的新四军干部。1941年5月，中共宣城县委组织部长何其雄叛变，使宣城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父亲党员身份暴露，被迫抛家离子，躲进深山老林，过着风餐露宿、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同年11月，我哥哥、姐姐的母亲，被国民党政府以共匪婆子身份抓进监狱，严刑拷打，逼其交待我父亲的下落，由于我父亲走时很仓促，没有告诉我哥哥、姐姐的母亲，敌人就将她关在监狱里，次年3月，她病死狱中。我哥哥、姐姐变成了孤儿，由我爷爷、奶奶抚养。
    由于我大伯胆小怕事，种田又不在行，两个小叔叔命有不济，英年早逝，家中缺乏劳动力，加上奶奶身体不好，我父亲积攒的家业，也随之败落了。

    进山以后，我父亲化名张杨，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夏，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把向阳（真实姓名张禾）、周集武和我父亲召集在一起说：我们搞武器，建立武装打游击，向阳同志负责。由于我父亲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做生意时，认识一个驻宁国港口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候姓连长，从他手中买了七支长短枪。枪买回来后，于同年7月，中共宣城县委就在孙埠与水东交界茶花岭东侧山沟里，宣布“山里游击队”成立了。其后又有陈超、龚光启、洪德才、张向明、匡新城、安乐金、宋道明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刚成立，人少武器缺，且游击队员都是来自未经过训练的农民，战斗力弱。故游击队只得在桂峰乡南面山区秘密活动。山里环境异常艰苦，为了避开敌人耳目，游击队常常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动，且不走大路走小路。住无定所，人少时常到炭窑里睡，有时住到群众家里，有时搭临时竹棚，且常在有转弯的山洼里宿营，以防敌人袭击；食无定时，一天最多只能在天亮前和晚上吃两顿饭，以免烧饭冒烟被敌人发现。游击队平时吃粮主要靠地下党员送。一次游击队在柏枧山活动，因山洪爆发，交通断绝，游击队被困在山中，一连数日仅靠吃野菜、树叶充饥。
    游击队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在山区秘密活动，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一方面寻机袭击少数孤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经过一年的艰苦训练和斗争，游击队发展到10余人枪，战斗力也提高了，并开始下山活动。1943年10月，游击队获悉专事反共的国民党桂峰乡分队准备投靠日伪，决定立即解除其武装，经过一夜战斗，缴获长短枪16支，子弹300余发。在这次战斗中，敌人一发子弹从我父亲右眉毛上方擦过，留下第一道伤疤。通过这次战斗，游击队声望得到极大提高，活动范围开始从山区扩展到平原地区。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更好地开展敌后斗争，中共皖南地委（原皖南特委）于1943年11月派陈洪、段广高来宣，加强县委和游击队的领导。县委由陈洪、彭海涛、段广高、向阳4人组成（当时全县党员也只有20多人），书记陈洪，副书记彭海涛，军事部长段广高，宣传部长向阳。根据上级指示，中共宣城县委于1943年12月在桂峰乡董村沟召开有县委委员和全体游击队队员参加的大会。大会宣布宣城游击大队正式成立，隶属新四军7师皖南支队，其全称为皖南支队宣城游击大队，段广高、向阳分任游击大队正、副队长，陈洪、彭海涛分任游击大队正、副政委。陈洪、段广高都是久经战斗，有着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红军战士。下设南山区队、沈村区队、西进区队。
    宣城处在皖东南门户，交通咽喉，各方势力十分活耀。驻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共产党游击队；有汪伪政府、国民政府、抗日民主政府，犬牙交错，匪患严重。在群众的要求下，各区队首先是严惩匪首，肃清匪患。为了巩固宣城中东部抗日根据地，游击大队先后发动对杨村伪军谢天雷部和沈村谢志远部战斗，1944年5月，我父亲在参加拔掉伪军沈村谢志远部的据点时，被一发子弹从其左耳上方头皮擦过，留下第二道伤疤。
    1944年8月16日深夜，沈村区队黄治华率队宿营沈村镇双龙庵，遭叛徒茆华田杀害，游击队员失散，8月23日，我的父亲受中共宣城县委指派，到丁店找到失散的游击队员20余人，重新组建沈村区队。
为了保障和上级机关通讯联系，1944年10月5日，我父亲率王平、张向明等12名游击队员，由张国英作向导，突袭国民党县政府常备队驻周王乡梅龙坑据点，夺获军用电台1部、步枪8支。
    日伪军不断受到打击，又看到游击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非常惊恐，于是在这年下半年，日军从芜湖、郎广调来千余人兵力，扫荡县委所在的南山区队，国民党52师也乘机出兵进攻沈村区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大战两次，小战数次，使其俱无功而返。
    1945年，游击大队更频频出击。这年春节，西进区队击毙在潘村下乡抢粮日军3名。3月底，游击大队全歼莲塘铺之伪军，俘17人，缴枪13支。农历6月7日，西进区队又将宿营上塔的谢天雷部副团长兼2营营长刘文杰击毙。于是日军在农历6月10日采取报复行动，从城关、孙埠等地出动伪军200余人、日军100余人袭击西进区队，恰好此时县委书记陈洪正在西进区队检查工作，被敌人包围在峄山。这一天，我父亲率沈村区队在赵村一带活动，突然听到西边传来激烈的枪声，只见陈洪首长的通讯员跑得气喘吁吁地前来传达命令：“向阳同志正在峄山与敌人交火，命你火速前进，增援向阳同志，阻击孙埠方向来增援的敌人。”

                                                  宣城游击队1944年下半年缴获的日军望远镜

      我父亲率部队跑步前进。从围家塘上山，抢占望牛墩高地，迅速布置了兵力，准备阻击孙埠方向日伪军增援。
    这时候，从望牛墩制高点看过去，只见交龙坝子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弹、炮弹像暴雨般地倾泻，碗口大的松树被炸倒，面对5倍于游击队的敌人，向阳沉着应战，指挥着部队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我父亲与指导员商量后，把阻击任务交给了他，带了十几个战士前去增援。
    向阳同志见到我父亲，首先问了一下望牛墩的情况后说：“这里战斗很激烈，伤亡较大，区队长汤富林同志牺牲了，我休息一会，这里你来指挥一下吧。” 我父亲接受了任务，建议派一部分同志把伤员抬下去。向阳说：“暂时还不行，阵地上连你带来的只有二十几个人了，我们刚刚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敌人的伤亡很大，现在你可以带队伍冲一下。”
    我父亲带队向山下冲去，半途见一片黑压压的日、伪军端着刺刀俯卧在地上。突然，一发炮弹在我父亲身边爆炸，我父亲被弹片击倒，队伍一下子退了回去。敌人从地上爬起来追了上来，向阳同志一把从战士手中夺下机枪向敌人扫射，用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我父亲被救了下来。
    敌人又反扑上来了，向阳带领两个战士掩护部队撤退。一会儿，两个战士挂花了。向阳单身匹马阻击敌人。这时，他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估计队伍已走远，才往回跑，不幸被敌人手榴弹炸倒。残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见向阳被炸倒，还上去在向阳身上连戳四刀，向阳昏了过去。
    几个战士把我父亲抬回了沈村区队阵地，敌人还在紧紧追赶，到天黑他们转移到沙子头。陈洪、彭海涛等领导来到我父亲担架前，询问了一下我父亲的伤势，并告诉我父亲向阳同志牺牲了的消息，我父亲放声大哭，首长也哽咽了。
    晚上，我父亲他们突破了敌人封锁，第二天早晨转移到曹村，得到向阳同志没有牺牲的佳音，大家十分高兴。由于他的伤势太重，党组织连夜派人把向阳同志送到新四军6师16旅野战医院治疗，住了80多天，伤口基本愈合，他才又回到宣城。
    我父亲因没有条件得到及时治疗，伤口溃烂发炎，向阳回来时，他只能拄着拐杖前去迎接，向阳将我父亲扶到床上，问了我父亲的伤势，接着谈了峄山一仗情况，我父亲问：“我负伤后，你怎么不走？”向阳说：“我一走，你不就完了吗。”接着向阳又告诉我父亲：“敌人在追击你们时，我基本上醒过来了。鬼子走到我的面前时，俯下身子听了一会，我紧闭双眼，憋着气，他们以为我真得死了，在我身上踢了两脚就走了。天完全黑下来后，我忍着伤口的剧烈疼痛，爬到一个水沟边，把上衣脱下来蘸着水，擦洗脸上血迹，眼睛也觉得明亮多了。突然，又听到一队鬼子向东走来的皮鞋声，我急忙在深草中隐藏起来。过了约个把小时，鬼子又折回头，看样子是在打扫战场，抬走了不少尸体。最后，烧毁板桥一带老百姓房子，集合队伍走了。我爬了两三里路，在螺丝冲一家老百姓稻场上又昏了过去。党组织得到群众报告，就派人把我抬走了。”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随大部队北上。到苏北根据地后，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住进医院经保守治疗，出现奇迹，双腿竟然保住了，而且还能站立起来行走。康复以后，留在医院工作，1947年7月调华东军区军械处任指导员。由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游击活动，紧张过度，我父亲因患心脏肥大、冠心病于1949年6月入住华东军区胶东二院治疗。

                                        1948年底父亲（右）摄于山东济南，左为其通信员

    1949年6月，我父亲转业到徽州。途经宣城，返回西黄村老家看望我的爷爷、奶奶和哥哥、姐姐，第3天他在拜访亲戚时，听别人介绍，他的老首长陈洪回到宣城，担任地委书记。第2天一天早，他步行20余里赶到县城，见到阔别4年多没有见面老首长，他不知道有多高兴。陈洪书记询问了我父亲这几年的情况说：“不要走了，你的家在宣城，留下来吧。”我父亲说：“不行，组织决定我到徽州。”陈洪说“我给徽州地委发一个公函”，在老首长的挽留下，我父亲没有去徽州，就留在宣城，参加土改工作队，协助宣城县双桥区开展工作。
    1950年8月，我父亲被任命为孙埠区区长。组织群众开展土改、修复佟公坝水利工程，建立乡村组织和农会，开展剿匪、巩固新生政权斗争。1951年9月调宣城县民政科任科长。

                                       1950年，任孙埠区长时的父亲，左为区委书记许春波

    1952年7月与我母亲结婚。1953年4月拟调宣城专署水利局副局长，因我母亲家庭出身地主（其家庭是一个捡来地主，我舅舅做点小生意积蓄了一点钱，于1948年冬从别人手中买了30亩水田，1949年4月22日宣城解放，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外公随舅舅生活。），加上母亲从小在芜湖美国人开办的圣爱女修道院生活、读书的成长经历，政审关通过不了，我父亲任职被搁置下来，不久调任宣城县供销合作总社任副主任。1954年初，我父亲患肺结核大吐血，入院治疗，病情稳定后，组织上把他送到省工人疗养院疗养。1956年后，因身患多种疾病和伤残折磨，为减轻他的工作负担，组织上先后安排他去宣城县人民电影院任经理、县茶厂副厂长、民政局副局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被荣、复、转、残军人推举造反“兵团司令”，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走向街头演讲、贴大字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对另一派冲击县委机关十分不满，反对打倒一切、反对对领导干部施行法西斯批斗方法，反对破坏社会秩序，被扣以“保皇派”。随着运动深入，两派裂痕越来越大，不时发生摩擦，兵团内部一些人出现了爱滋事的苗头，经劝无效，他奋然发表声明，辞去“兵团司令”，宣布退出造反兵团。1967年县城武斗时，他带着我们子女到乡下当寓公去了。1971年5月的一天，南下老干部、县革委会副主任许春波被一批造反派揪着不放，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其他同志帮助下，他翻越县委大院院墙跑到我们家里，气喘吁吁，用颤音叙说事情的发生经过，我父亲安慰他说：“不要紧，我来想办法”，中午吃罢午饭，我父亲找到去芜湖拉油的油罐车将他送走。
    我父亲一辈子严于律已，不挑三检四，听从组织安排，他的老首长陈洪在宣城任地委书记和安徽省委组织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期间，他没有因职务升迁问题去走后门；担任单位负责人期间，他没有拿一件单位的物品，也没有借用单位的桌椅、床。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很严，特节俭。我们小时候父亲是不准我们乱花钱的，我每天出去买菜找回的零钱他都要我算清上交。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校要陀螺弄丢了，回家还挨了一顿打。吃饭时，饭粒掉在桌子上都要捡起来吃，不准浪费。

                                            1959年，父亲把革命文物捐献给国家军事博物馆

    小时候，家庭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父母工资每月收入有140元左右，虽7个人生活，但父亲从不娇宠我们，我们住县城旁边一个机关宿舍，附近有很多荒地，他让我们子女与大人一道开荒种菜、种高粱、种小麦、养鸡，副食品基本不用买，有时鸡蛋吃不了送人或用沉淀石灰水泡起来，秋天吃。冬天，天刚放亮他就把我叫起来去附近的窑厂拾煤渣；秋天里，他又要我们去割柴草。我们居住的县城是一个典型的皖南丘陵，街道高低起伏较大，东西两段街道与十字街鲫鱼背呈25度的坡，他带我们去九龙池洗澡时，总是看见一些拉柴草或拉煤的人在吃力的爬坡，他总是叫上我们子女帮助拉车人推车。我父亲时常告诫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要脚踏实地把工作做好，做老实人，不要占公家便宜，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我父亲对待别人，特别是老区同志满腔热情。他热心帮助为革命牺牲的战友家庭，资助他们子女上学，帮助他们安排工作。对老区困难群众，今天给这个5元，明天给那个10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简直成了一个开茶馆的，几乎每天中午家里都有客人就餐，我家经常去“黑市”购买大米，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记得有两年的四月份，我父亲把我大伯那个生产队的人请来，到城边打秧草，积绿肥，一下来了20多个青壮劳力，我父亲买了一口大锅，支在家中院子里，让他们生火做饭；晚上等电影或戏曲散场后，又将他们安排到宛陵剧院舞台宿营。

                                                  1985年，父亲在烈士陵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父亲最终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值得我们子女永远学习、继承的。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17年了，风霜雨雪可以模糊他的容颜，但他如山的父爱，博大的精神情怀早已根植在我们心中，溶入在我们的血液里，深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行党委组织部长、人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