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列传》不是信史---屈原与上官大夫及其他 | | 来源： 点击：1529 时间：2017-08-18 |
闽汀 上官昌永
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以下简称《屈传》），被选入高中语文必修课程。读过高中的人，对其中的人物，无不记忆犹新。笔者认为《屈传》对楚怀王、屈原、上官大夫和子兰等人物的描写与评说，有失偏颇。如何客观、公正看待以上历史人物，对正确认识上官姓氏的起源有重要意义。
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人在山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所处地位、立场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形成的印象也会不同。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阔、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大部分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直接从史书上看到的，而需要我们努力透过这些文字，经过周密的辨证思考、推敲，才能依稀看到历史的真相。史家之研读历史，应着重于思考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脉络，而不注重于评判古人的是非对错。史家必须透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过去，而不是用后人之见来指责前人之非。
《屈传》——并非记载确实的历史著作，不是信史。
《屈传》出自《史记》是以史为线索的纪传体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著作，作者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不幸遭遇所形成的心灵世界，这是未可厚非的；作为史学著作，它存在严重的瑕疵——史实严重不足。通篇以屈原的诗歌《离骚》的片面之词和作者主观议论为主，个人感情色彩过于浓重，意想成分居多。作者加入了过多自己的立场，使真相遭到扭曲，进而遭到社会大众的滥用。
《离骚》是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心情，斥责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屈原声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看来，他就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 的文革极左派之祖师爷。
这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就是司马迁写作《屈传》的最重要依据。在《屈传》中，屈原被捧上了天；楚国的国君和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满朝文武，都被贬入了地狱。
其实，上官大夫与屈原，都是楚国贵族。他们官阶相同，同是楚国重臣，都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但他们政见不同，代表着不同贵族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两个贵族集团，争夺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和斗争。
古代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是中性的，无所谓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鄙。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政见不同，有的学者称党争。历代史家站在自己的主观立场上，大都会把一方描绘为十全十美的英雄，另一方则描绘为十恶不赦的混蛋。近代以来仍然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框，这是时代、社会的悲哀。
《屈传》中正面人物仅屈原一人。楚怀王、顷襄王、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渔夫等人都是反面人物。一国之君、国之重臣，甚至普通百姓，都被描写成一群忠奸不辩、黑白不分、浑浑噩噩的卑鄙小人、卖国者；唯有一个失宠落寞、“离骚”满腹（ 离骚：离通“罹”，遭遇；骚：忧愁。《离骚”》是作者遭遇失宠、忧愁，而写成的诗作）的官场失意者，才是正人君子、爱国者。真是奇了怪了，怎能令人信服！
不可否认，司马迁是个盖世奇才，曾游历很多地方，见多识广，文才出众。但他决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不可能一切正确。公元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奉命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聪明的司马迁，干了为叛将李陵辩护的蠢事，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根据汉朝律令，司马迁当斩。他依汉律出了大钱，为自己赎罪，接受了残酷的“腐刑”（即宫刑），这才保住了命。于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文书机要。被奇耻大辱气昏了头的司马迁，终因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资料的残缺，仅凭一面之词、道听途说，来评说远在200多年前发生的楚国宫廷内斗，未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加上感情因素太重，推断难免有失公允，这就使他在所写文章中，不能不有失偏颇，出大错，许多事情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在《屈传》中，司马迁所潜心塑造的“高、大、全”的主人公——屈原（其实是作者的化身），究竟是被谁罢官、流放的？是怀王还是顷襄王？司马迁行文含糊，语焉不详，事实不清，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令人费解。“高、大、全”的主人公之史实，尚且不清不楚；那么为衬托主人公而塑造的“反面人物”，被贬斥的上官大夫等人之史实，就更是一笔糊涂帐！
又如，为了突出、烘托屈原形象的“高、大、全”，作者不惜背离事实，极力贬低上官大夫的人品。作者写道：“怀王使屈平（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一个“夺”字和一个“谗”字，就活脱脱地把一个国家大员，画成了卑鄙的无赖。这种描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上官大夫的身份，有国家重臣共事规则及相互关系的情理。
而事实是——屈原编写的“宪令”草稿，过多的维护了其代表的贵族集团的利益，而过多的损害了其他一些贵族集团的利益。上官大夫奉王命，建议屈原对某些条款作些必要修正。这是十分正常不过的事，何须采用“夺”的手段呢！上官大夫犯傻吗？怀王允许上官大夫这样胡来吗？上官大夫明明是向楚王汇报工作情况，被说成了“谗之”；楚怀王也仅凭上官大夫一句“非我不能为”的所谓“谗言”，即轻率的“怒而疏屈平”，罢了屈原的官职。一国之君，对国之重臣的处置，轻率得如同儿戏，岂能置信！
再如，为了表现屈原的“爱国”，《屈传》突出屈原力主杀秦国来使——张仪，质问怀王，“何不杀张仪”；为了表现子兰等人的“卖国”，极力贬斥上官大夫、子兰等人的不杀主张。单从主张杀张仪这件事可以看出，屈原政治上十分幼稚。屈原诗词写的不错，但真讲治国方略，未必是高人。中外古今，素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政治准则。如真杀张仪，可能真就成为楚国的政治灾难。杀一张仪，对秦国何损？反而令秦国得到列国道义上支持；楚国则真的更加孤立，灭亡得更快！那能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延续七十二年！
面对屈原“何不杀张仪”的质问，怀王曾一度后悔，但经冷静考虑，认为还是不杀张仪正确。楚王终究没有重用屈原；屈原没能重居庙堂高位，无法摆脱被流放的命运。他希望破灭，万念俱灰，面对漫漫长路，已失去了耐性，背离了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既不求，也不索，最后投江自尽。
有学者道：《曹刿论战》不是信史。《史记》更没能避免感情色彩，特别是《屈传》。而后人比司马迁的感情色彩更重，所以司马迁那里有了歪曲，在后人那里又放大了许多倍，许多大事离真相更远了，许多小事也更远离真相了。比如，对中学的语文课中的《屈传》翻译教学；依据《屈传》创作的各种文艺作品，均以讹传讹、讹上添讹，所塑造的屈原与上官大夫等历史人物的形象，更是越来越远离历史事实真相了。
应当指出：屈原对楚国的楚怀王、楚顷襄王等两朝君王、几乎所有国家中央核心大臣进行了大肆攻击。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死罪，但他仅仅被楚王判了个“流放”，这未免太“小儿科”了。这种重罪轻判的描写，司马迁是要说明战国时期楚国政治相当清明，法度相当“人性化”
，“知识分子政策”相当宽松吗？不，这只能说明，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背离了历史客观事实。
由上可知，屈原并非十全十美的英雄！他只是个浪漫诗人，但决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自古诗人从政，不是天真，便是多疑；不是浪漫，便是狂热，多半误国。古往今来，没有诗人能治理好国家的。屈原既恃才傲物，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又缺乏百折不挠、宠辱不惊、负重致远、逆流而上的精神；他既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孤芳自尝、又怨天怨地、消极沉沦、罗嗦太盛，这种人性的重大缺陷，导致了他投汨罗江的悲剧结局。
楚怀王也并非那么无能贪佞的昏庸君王。他曾被推举为齐、楚、燕、赵、韩五国联盟的“纵约长”，是抗击强秦的联军统帅；他乘越内乱，攻灭越国，设郡江东，守土拓疆，将楚国的疆域，从关中、巴蜀扩张到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濒临东海之滨。上官大夫、子兰、靳尚等人也并非十恶不赦的混蛋；他们都是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大舞台上的弄潮儿，他们在治国安邦的人生旅程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励精图治、通权达变、知难而进的治国理念，也缺少豁达大度、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官德；同时还存在骄奢淫逸、忘乎所以、盛气凌人的人性弱点。
著名学者钱钟书认为：“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再客观的史识都难逃真相的扭曲。所以，我们既不宜对史家之说太过认真、过于相信，也不必对史家之言太过苛求、过于求全责备。
总而言之，“史学以失真为难逃之劫”。由于《屈传》的作者感情色彩过重，《屈传》所载内容，是失真的、失实的，不是信史。上官姓人今天看《屈传》，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大可不必因为《屈传》或依据其而编写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的上官大夫是个反面人物，而把他想象得那么坏。
2012年春于古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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